三星堆古蜀国并没有因为“蜀道难”而与其他地区不相往来，遗址中出土的玉戈、玉璋（zhāng）、陶盉（hé）、铜牌饰、铜尊等与江苏、河南、安徽等地出土的器物极为相似；在四川彭县竹瓦街发现了商末周初属于中原的铜觯（zhì）和铜尊，很可能是蜀国的军队参加了灭商的斗争周王赏赐给蜀王的战利品；中原甲骨文中也不乏有“征蜀”、“伐蜀”、“蜀射三百”等记载……种种迹象都向我们说明了古代蜀国是充满开放精神的。
三星堆遗址四期文化是早蜀文化由盛转衰时期，大致相当于商末周初，距今3200～2800年左右。
四期的陶器以小平底罐和尖底器为主。在这个时期，某种因素使宏大的三星堆古城被突然废弃，三星堆文明中断了在本地的发展进程。2001年初，随着成都金沙遗址的发现，古蜀国的踪迹才显清晰。金沙遗址的时代约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晚于三星堆遗址，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学者们认为，自广汉三星堆之后，古蜀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向南迁移到了成都，古蜀文化至此转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第二单元 物华天府—三星堆的农业与商贸
目前在遗址内出土了大量形体硕大的陶盆、陶缸、陶罐等，有可能是装粮食的容器，它们器型多、体量大，反映了当时农作物生产的多样性。家畜饲养，是农业兴旺发达的标尺之一，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家养动物遗骨及猪、羊、马、鸡等动物造型较多，可以想见当时家禽饲养业具有一定的规模，农副产品也很丰富。
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酒器，说明粮食除了满足日常生活外，已经有了剩余部分用于酿酒，在这些酒器中，以陶盉和瓶形杯最具特色。
陶盉（hé）——一般认为它是温酒器，大多高三四十厘米。陶盉下部的三只中空袋状足既可以加大陶盉容量，又可生火加温，设计极为合理。在遗址的一个土坑中，曾发现一件陶盉与20多件瓶形杯放置一处，可见这些酒器是配套使用的。
瓶形杯——被做成喇叭口、细瓶颈、圆平底，有的颈部还有纹饰，看起来质朴美观，由于这种器型瓶颈较小，有学者推测当时的酒应可能是去了“酒滓（zǐ）”的清酒。
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共出土80多枚象牙，经鉴定为亚洲象的门齿。学者们认为它们是统治阶级财富的象征。至于象牙的来源，有可能当时本地出产大象也有可能是蜀地与周邻国家甚至更远地区商贸交易的结果。
古蜀地处内陆，在三星堆祭祀坑中却出土了近5000枚海贝。按一般的解释，海贝是文明社会初期从事商品交换的原始货币，可见古蜀国与周边地区商贸往来的频繁。二号祭祀坑中还出土了4枚仿海贝而成的铜贝，这种铜贝在全国范围内都很少见到，它是否是我国最早的一种金属货币呢，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大量的考古资料证明早在三、四千年前蜀地与周边地区甚至更远的地方就有了文化交流和经济往来。据考证，先秦时期就已经开通了以成都平原为起点，连接古代中国与南亚、中亚、西亚以及东南亚的 “南方丝绸之路”。虽然我们无法知道古代蜀人在崎岖的山道上究竟走了多久，但是我们能体会到的是古蜀人坚忍不拔的精神与毅力。正是这种精神与毅力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蜀文明，也打开了中国通往世界的窗口。
第三单元 化土成器—三星堆陶器
陶器取材容易，制作简便，具有不透水，而且可以经受高温烧烤，因此成为各个农业民族的生活用品。三星堆古蜀国的制陶业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境界。
三星堆出土了数量巨大的小平底和尖底的罐、钵、杯、盏等，它们是蜀地陶器的典型器物。这种尖底器，底部小到呈圆锥状，根本放不稳，遗址中出土了一种类似器座的器物，估计是和尖底器搭配使用的。
高柄豆上面是盘状体，主要用于盛（cheng2）放食物，下部是喇叭形圈足，连接二者的是管状的豆把（ba4），有的豆把残长竟达70多厘米，这是席地而坐的古人们为方便生活而设计的一种很巧妙实用的生活用具。这件高柄豆的器座上还刻有一只眼睛，眼睛图形在三星堆文物上出现较多，必定有深刻的寓意。
三足炊器可能是古人蒸煮食物的器具，三足呈鼎立之势，足下可以生火加温，三足均为中空，与口部相通，容水量很大，宽大的盘面可以用于盛（cheng2）水或放置食物，其硕大的形体及独特的造型非常罕见。
三星堆出土的陶盖纽造型惟妙惟肖、生动可爱，从造型上讲，有莲蓬状的，鸡冠花状的，有的还像清真寺的屋顶，盖的部分是轮制而成的，纽的部分则用手工捏塑，充分显示了三星堆无名工匠们丰富的想象力和高超的技艺。
遗址中出土了数以百计的“鸟头把（ba4）勺”，勺体部分大多损坏，只剩下有鸟头造型的“勺把（ba4）”。鸟弯弯的勾喙与鱼鹰极为相似。学术界认为三星堆古蜀国可能与传说中第三代蜀王鱼凫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一大批鸟头勺把就是非常重要的依据之一。
三星堆的陶器以朴实无华的特质，再现了古蜀人日常生活的生动画卷，并对三星堆遗址年代的测定及三星堆文化的分期起到了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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