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郡县治，天下安。”把一个县上的事情干好可不容易，既要上“接天线”，又要下“接地气”。多年前，我离开中学，毕业后走上社会，第一站是到一个县委机关后勤组打工，目睹了民众对县上主官的景仰和希冀;20年前，我从省级机关到一个县上短期挂职当副县长，亲身经历了县上主官书记县长研究问题、决策问题的过程，亲身感受到了这个岗位对一个人的政策水平、理论素养、决策能力、为人修养的综合考验。
县长县长，一县之长，其肩负的责任、承受的压力和被赋予的使命远不是一般的普通处级干部所能想象的。当一个县的主官不易，当一个好县官更难。这个“更难”焦裕禄做到了。作为县委书记的焦裕禄，为党员干部树立了一个当“好官、清官、能干的官”的标杆，他就是一把尺子，一面镜子。
历史在前进，时代在发展，环境在变化，但共产党人的本色不能变，焦裕禄“这样的精神无论时代发展到哪一步都不会过时”!
观看电视剧《焦裕禄》的心得体会(二)
“发展才是硬道理。”老一辈的教诲言犹在耳。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新一代共产党人向世人的宣示掷地有声。
作为一县之长，一厂之长，一乡之长，一市之长，为官一任，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富民一方”，并为此尽心尽力尽职尽责。这应是一条定律、“铁”律。
当年，焦裕禄同志到兰考赴任时，向组织表示：“感谢党把我派到最困难的地方，越是困难的地方越能锻炼人，请组织上放心，不改变兰考面貌，我绝不离开这里。”
当得知自己病情难以治愈时，他表示：“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
……
这是何等的气概，何等的志向?这才是“敢教日月换新天”。
今天，当人们看见兰考已长成参天大树的泡桐，就想到了焦裕禄。在我看来，这个“焦桐”，可能就是人们所说的“政绩”，这样的政绩越多越好。
从这个角度讲，书记县长，工作再苦，担子再重，但把这事干好了就是为民建功立业，为己实现人生价值的一个大平台。
以焦裕禄为榜样，扑下身子干实事，离任之后还为当地干部群众称颂叫好的例子，在我们陕西，在我们身边就有。
——上世纪80年代，时任南郑县的主官张光中，带领大家在农村栽烤烟，兴办了“汉二”卷烟厂，一支“公主”烟，扬销陕甘川，南郑步入富县行列。
——被称为关中“白菜心”的高陵县，一马平川，土地肥沃，是个典型的农业县，20年前，工业几乎是一张白纸，后来来了个县委书记夏仁朝，带领大家招商引资，欢迎西安的大企业外迁，欢迎外地来陕并想靠近西安发展的企业落户高陵，千方百计构筑“政策洼地”，使高陵一跃成为工业经济明星县。“大西安”周围那么多县，为什么那么多有实力的企业乐意落户高陵，不能不令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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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透乡情县情，了解民情民意，是乡长、县长的基本功，亦是科学决策的前提。
焦裕禄“不吃别人嚼过的馍”，亲自搞调查研究。他在任475天，骑一辆自行车，靠一双铁脚板，对全县149个生产大队中的120个进行了走访调研，向群众请教，向专家请教，向基层干部请教，做出了排涝防沙治碱的科学决策。他带领大家，给全县的84个大小风口、1600个大小沙丘编了号，把全县的湖沼河塘，路基涵闸也调查得清清楚楚，绘成了详细的防治“三害”图，找到了穷困的病根，开出了致富的良方。
这就是亲民务实，这就是实事求是，这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半个世纪过去，我们的社会经济形势大变，交通通讯大变，人们的生活也大变，但吃透县情，通晓民情，接地气，走群众路线，因地制宜谋发展的工作方式不能变。
因为960万平方公里的神州大地，东部和西部，南方和北方情况千差万别，同样是县，有的人口上百万，有的几万人，个别不足万人，人口数量、自然环境、资源禀赋、经济基础、民俗文化等不尽相同。同样，我们省有陕南陕北关中，情况也千差万别，把县上的事办好就得因地制宜、一县一策、一乡一策。
现在，乡村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解决起来难度增大。以我老家一个村为例，全村800口人，300多名青壮年劳动力常年外出打工，给村上留下了“386061”(妇女老人儿童)部队。带来的是农村社会治安，留守儿童教育，土地如何在政策范围内向种田能手集中等新问题。看来，靠开会、听汇报解决不了实质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像焦裕禄那样，在吃透县情，通晓民情上下功夫，抓好主要矛盾。
在此，我想再举一个实例。已故的省政协领导遆靠山，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延安地区四个县当过县委书记。志丹县，山大沟深，他抓的主要工作是兴修基本农田。富县和延长县，地理条件较好，他搞万亩“丰产方”，推广科学种田;提高粮食产量。洛川县，气候地势适合种苹果，他带领群众大面积栽果树。
后来，这位老同志升任到省级领导，据熟识他的一位朋友亲口给我讲，每年夏天，老人家都要回到这几个县分别住几天。他去世后，我曾想，假如他在这几个县工作情况一般，他还回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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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当官就不要发财，想发财就不要当官。”我想，这可能是共产党官员与当年国民党官员和西方一些国家要有竞选成本资本的官员的本质区别所在。在传颂的焦裕禄诸多事迹中，我发现，面对“好处”，面对“特权”，他敢于说“不”，善于说“不”。
他一到兰考就给县里干部定下了“不准用国家的或集体的粮款或其他物资大吃大喝，请客送礼;不准赌赙;不准借春节之机，大办喜事，做寿吃喜，大放鞭炮，挥霍浪费”等“十不准”;他对提供给县级领导干部的副食品“特供本”，坚决要求取消;他的孩子没有买票去看戏，他听说后严厉批评孩子并送去了戏票钱……
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各种诱惑在增多，要经受起各种考验，在我看来，书记县长是个“高危职业岗位”——要过亲情关，太太要工作，孩子要就业;要过熟人关，不管你到多远地方工作，是离开生你养你的榆林，还是离开你学习生活过的宝鸡，就是把你交流到外省的天水、灵宝，甚至远调三亚、伊犁，现在交通通信这么发达，老同学、老同事、熟人朋友都能找到你，给你提这样那样的要求;要过金钱权力关，张三提出要调动，李四提出要进步，逢年过节看望拜访你……。真正经受住这些考验，实属不易。
焦裕禄同志那种敢于说“不”，善于说“不”，从小事做起，管住自己，管住家人，带好队伍的做法，至今值得我们每一位领导干部学习、体悟、仿效。须知，“针眼大的窟窿能透过斗大的风。”
笔者曾在省委省政府机关工作过数年，亲身经历过一位高层领导同志说“不”的一件实事。
有一年，一位资历较深的省级老同志病故。后事处理完毕，已故领导的夫人和孩子到某位现职领导处，要求给已故老同志生前的两名服务的工勤人员转成城市户口，安排正式工作，理由是两个孩子多么多么听话、多么多么辛苦。这位现职领导立即直面回答：“没有这方面的政策依据，我也无能为力解决此类问题!”
多少年过去了，我一直记着这件“小事”——敢于说“不”，不乱开口子，不轻易许诺，守住底线，宁肯“惹”个别人，不当“能办事”、“会办事”的所谓“强人”，也是考量一个干部政策水平的主要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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